2 從「思中學」「做中學」到「創中學」
西元1806年,德國耶納。拿破侖傭兵團大敗普魯士職業軍團,使普魯士王腓特列・威廉三世(Frederick William III)神經緊繃。國家改革,箭在弦上。一年後,哲學家約翰・戈特利布・費希特(Johann Gottlieb Fichte)在法領柏林發表著名的《對德意志民族的演講(Address to the German Nation)》,主張以教育富國強兵:
「要真正影響[一位學生],光是深談當然不夠。你必須重塑他。重塑到一種程度,使他完全無法脫離你的意志而思維(If you want to influence [the student] at all, you must do more than merely talk to him; you must fashion him, and fashion him in such a way the he simply cannot will otherwise than what you wish him to will.)。」 十年後,史上第一套義務教育制度在普魯士誕生。這套制度使破碎的日耳曼民族,短短幾十年就搖身一變,成為歐洲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,並以「軍隊的國家,而非國家的軍隊」聞名世界。 普魯士變革的成績,使各國紛紛仿效,實施義務教育制度。借重教育形塑社會的能力,為工業社會與官僚體系奠基。2013年TED大獎得主蘇伽特・米特拉(Sugata Mitra)就曾指出,在沒有資訊科技的年代,國家為了有效統治領土,必須以教育把人塑造成一模一樣的零件,讓官僚體系這個大機器得以正常運作。「他們必須相同到一種程度,讓你剛從紐西蘭派到加拿大的人能馬上發揮功用。」 根據美國教育家約翰・泰勒・蓋托(John Taylor Gatto)的說法,美國教育改革者從普魯士輸入了三大想法。第一,國家教育的目的不是智識訓練,而是讓孩子適應「聽話、從屬關係、集體生活」。第二,完整的知識觀念被拆解為片段的「學科」,上學日被拆成一節一節,「於是自學動機會因為不斷的干擾而熄滅」。第三,讓國家成為孩子真正的父母。 時任普林斯頓大學校長的伍德羅・威爾遜(Woodrow Wilson)曾在紐約市教師協會則指出:「我們想讓一個階級的人接受博雅教育。社會中另一個更大的族群,則必須放棄接受博雅教育的權利,學習適應特定的困難勞動。」 威爾遜總統口中「接受博雅教育」以及「適應困難勞動」的兩個階級,正是「書中學」與「做中學」流派教育的基本分野,展現教育思想的流變。 所謂「書中學」,泛指源自古典時代的學院、神權時代的大學,帶有理性主義與道德色彩的教育流派。理性主義者普遍反對以習俗與傳統作為知行標準。他們相信,經驗是習俗、傳統、偶然的產物。唯有理性,才是發現真實、永恆、普遍真理的途徑。因此,「書中學」教育強調獨立思考能力、知識素養的累積。為了促進社會和諧,「書中學」教育藉由經典、神學與知識的思辨,目的在培養以道德與理性支配情慾的人。 理論上,「思中學」教育承認每個人都能藉由教育修持理性與道德,最後讓「哲學家做王」或「勞心者治人,勞力者治於人」——以理性或道德的高低劃分階級,維護社會秩序。然而,古代農業經濟,仰仗長時間、低知識技術且重複性高的大量勞動力。佔世界多數人口的農民,從小就得在家分擔勞務,缺乏接受教育的必要與機會。因此,教育實質上如同雅典時代的民主,幾乎是「自由人」或地主、資產階級的專利。擁有較高的知識與技能的人,往往壟斷領導社會的地位。居於領導地位的人無需勞動,繼續享有受教育的特權,導致階級停止流動,社會相對處於靜態。漢末士族演變為魏晉南北朝的莊園地主,也依循類似的脈絡。當時,戰爭或革命恐怕是改變階級身份的最佳途徑。 直到工業革命,經濟轉型。安分服從、具備一技之長,並擁有基本讀寫能力、溝通能力的工業勞動力,繼農民之後,成為社會的新底基。未受教育的勞動人口不敷使用,使以實務為核心的「做中學」教育逐漸廣泛被接納。受經驗主義哲學影響,「做中學」教育相信人如蠟板;一切人格智識,皆由環境形塑。為了培養理想的勞動力,學校皆以「反覆操作(practice)」為核心教學法,訓練孩童一技之長,以及工廠中普遍需要的「3R能力」:閱讀Reading、書寫wRiting、算數aRithmitic。此外,學校環境更模仿工廠,讓兒童提早適應職場:依照生日先後,分成不同年級,作為「生產批號」。教學課程統一,生產流程標準。以成績篩選學生品質,將「良品」「劣品」分送不同生產線。上課多發問,就是「問題學生」,正如工廠裡不該質疑上司。 美國教育進步主義家約翰・杜威(John Dewey)在二十世紀之初,曾提出傳統經驗主義教育的三項謬誤:第一,不考慮兒童本能或天生的能力;第二,沒有開發面對新局的主動行為;第三,為了養成機械化的技能,太偏重操練等方法,忽略個人理解。以上三者,皆不利於以各展長才,開創新局,明辨是非為基石的民主社會。於是,杜威修正舊經驗主義教育,以新的「做中學」定義教育本質: 1. 以主動行為產生的經驗檢驗思維、修正心智、自我更新,即是成長。 2. 成長就是生命本身的目的。 3. 教育即是「以主動行為產生的經驗檢驗思維、修正心智、自我更新」。 C. 所以教育過程的本身就是目的。 此外,由於教育是自我更新的過程,教育可說是革新社會的必然手段。 杜威的教育觀,曾引領二十世紀初進步主義教育的思潮,可惜至今未普遍實現。受社會環境約定成俗,「做中學」的意義依然狹隘,成為在真實或擬真情境中探索、嘗試、熟練實務,達到學習與工作合一的教育流派。論其功能,「做中學」教育的目的,是藉由實踐,讓兒童學會扮演社會中適合自己的特定功能。師徒制與實習制便是這種教育流派下,回應社會分工的產物。 由於「書中學」與「做中學」本身無法造就公平競爭、平等擇優的社會,世界各國相繼仿效中國科舉「機會均等」的精神,實施考試制度。因應少數「勞心者」治理多數「勞力者」的社會結構,考試制度使越俱備專業知識、符合社會道德觀的人,越能取得社會資源;取得越多社會資源,越有利於攀升階級。因此,「書中學」學術知識的地位往往高於「做中學」技職科目。在歐洲許多國家,學術成績差的學生往往在國中,甚至國小就會被輔導進入職業學校。在中國、日本、韓國、台灣等東亞國家,更是常以升學考試的成績排名,直接分發入學。在「分數高選擇多」的生態下,學生爭取教育資源或教育選擇權的唯一途徑,就是竭盡全力,習取考試勝利所必備的知識、技術與價值觀,成為考試設計者所要的模樣。 「書中學」與「做中學」的終極目的,都是促成社會的和諧共榮。前者萌芽於知識等同權威的時代,相信以理性與道德的高低劃分階級,是最有效的社會分工。後者誕生於功利至上、唯物主義的時代,認為社會是一個固定的機器,必須裝上特定零件,才能維持完好運作。兩者彼此增強,形成資源有限、階級分明、物化人類的社會觀。在這種觀念下,人是原料,教育是篩選、製造、加工的工廠;教育的目的是將人鑄造為特定零件,確保社會完好運作。而考試制度正是實現這種社會觀的利器。 求生,求勝,爭取認同,是生命本能。利用這種本能,考試創造一種「命運自決」的誘因,以「標準塑養」標示公正,激發人民接受教育的動能。「踩在他人身上往上爬」的遊戲規則,則自動而有效的將人民依照「對社會有用」的程度,分配到社會各個階層,讓「有用」的人維持世界的穩定。 以考試領導的教育,與資本主義社會有許多相似之處。在考試領導的教育體制中,學生以上學累積成績,向擁有知識與道德的人申請更好的資源與地位。在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中,勞工以勞動累積資本,向資產階級兌換更多權力與利益。兩者皆以虛擬的代幣,作為作為交換有限資源的籌碼。為了爭取有限資源,人民互相踐踏而上。在學校爭分數,出社會則爭財富。競爭中的敗者,成為「無用的廢料」,累積創傷,成為亂源,或心力交瘁,自我放棄。競爭中的勝者,為了贏過他人,容易成為「標準零件」:一切異於標準的思維、潛能、熱情、夢想等特質都在過程中消磨殆盡。 這種社會存在兩大矛盾:一、如何安置「無用之人」,減少社會成本。二、如何維護「有用之人」的人性與同理心,真正瞭解人民與社會的需要,不被既得利益蒙蔽。 在停滯且機械化的社會,若是「思中學」「做中學」善盡其責,考試制度也將人均勻分佈在不同的階級,發生矛盾的情形理應能降到最低。然而,社會不但沒有固定的樣貌,更不是機器。二十世紀開始,世界因交通與通訊日益發達,形成文化快速交融的地球村。資訊傳遞普及,促使思想與科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相互刺激,使更多新思想與科技的開創速率成指數上升。 如今,分別以學術教育與技職教育為名的「思中學」「做中學」典範,各自垂危。資訊科技與法制社會的普及,使遵從「思中學」、擁有知識與道德的人,階級優勢快速式微。學術教育由於過度注重理論,往往與實務脫節。台灣「學用落差」問題嚴重,困擾企業,威脅青年。根據2012年的統計,美國就讀主修與職業關聯性低的新鮮人,就業率與平均薪資也較其他低;過去飽受尊崇的「博雅教育」,也在紅單之列。另一方面,「做中學」思潮下的教育正如工業社會的職能比例固定,培養主修額度也有固定配比。技職教育雖然較能保障專業技能,卻難以追上產業供需的急速變化,導致雇主良才難求,求職者懷才不遇。就連以「雙軌」技職教育聞名,創下低失業率奇蹟的德國與奧地利,2010年也以歐盟低薪工作比例排名前三為代價。按此邏輯,就容易解釋政府預測經濟發展所重點栽培的人才,何以遭遇就業不足的原因。 即將壓倒「書中學」「作中學」世界最後的稻草,恐怕是飽和且高齡化的「階級金字塔」,以及「教育無階級時代」的來臨。 「書中學」「做中學」思維的危機 經濟危機 ………… 佔領華爾街運動精神領袖大衛・格雷伯(David Graeber)在其著作《債的歷史(Debt: the first 5,000 years)》中寫道,: 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,勞工階級反抗的陰影一直縈繞在歐洲、北美統治者的心頭。但是,在此之前的幾個世紀,他們其實早就沒有這樣的苦腦了。這主要是因為某個心照不宣的社會安排暫時中止了階級戰爭。粗略來說,北大西洋國家、從北美到西德的白領勞工階級,都得到了一份提議。如果他們同意放棄任何有關徹底改革制度的幻想,就可以繼續保有工會,享受大幅度的社會福利(退修金,假期與健康保險等等),或許,最重要的條件是這個:藉由(國家)慷慨的捐助與持續擴張的教育機構,他們知道自己的孩子將會有合理的機會,可以完全離開勞工階級。在這個協定中,勞動生產力的提升應該要對應到工資的上升。……在一九七零年代的某些時間點,許多事情都來到了臨界點…… 解救經濟危機的迷思:更努力工作,加強工作能力(做中學思維) 事實:生產力上升,薪資凍漲;科技大幅減少人力需求;“There is plenty of work being done we’d all probably be better off without......the current pace of the global work machine is rapidly rendering the planet uninhabitable.”*——>醫療通垮經濟&生態危機 *The Democracy Project 醫療科技以及衛生環境的大福提升,使全球人口平均壽命大幅提高。退休年齡推遲,使年輕人縱有才華,也難以自然交棒……(全球青年失業:失落的世代)* *Thomas Friedman Input > Output = negative growth ∵醫療體制設計:只能避免惡化,無法讓身體變好(文明病特性) e.g. 心臟病、高血壓:吃了一次就要一輩子吃 ∴醫療:個人&國家財政黑洞 交通便利、經濟提升,加上近年資訊科技爆炸性的發展,使人人可學習。教育不再是特權。高等教育普及,甚至「人人有學位」,讓教育走入「無階級時代」;考試升學,逐漸失去階級流動的功能,回歸純求知的途徑…… 環境危機 人類異於動物——讓環境為己所用 破壞環境的本質 1資源耗竭:綠地消失、石油耗竭...etc. 2資源浪費:廢物污染、溫室氣體...etc. 民主危機 自我中心 推卸責任 對外冷感 對內空虛 ∵為了成為「機器(社會)」要的樣子,必須踩在別人身上前進才能存活。任何差錯「都是體制的錯!」,因為自己只是聽從體制而行。 若說過去的社會百年一變、五十年一變,或許我們還能以「系統定期升級」的角度,藉由生產新款零件,自然汰除舊零件,提升舊機器的效能。然而,零件是被動的;一旦成型,就難以因應變化。面對快速變動的社會,人人必須成為細胞,有機、動態、多元、共創而自立。 競爭有限資源的思維,已在經濟危機、生態危機以及民主危機中展現出toxic的真面目。若說人類文明無法回歸大自然的永續循環,勢必得自成生態系,打破從競爭資源到耗損資源的線性發展。一切耗損,都必須成為再生的動力。 大自然的循環中,能量守恆。一個生命的不須,就是另一生命的收獲,不存在資源匱乏或資源浪費的問題。任何生命都同等重要,不可或缺。 「創中學」時代,就是以自我實現分攤社會需求,創造自己對世界的重要性。 |